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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建立后逐渐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

  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

  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6淳等人的《春

  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1dquo;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

  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

  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1dquo;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

  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6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

  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6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1dquo;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6淳等人

  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

  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6淳著

  作的中心思想是&1dquo;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注]啖助也说：&1dquo;夫子之志，冀行

  道以拯生灵也”[注]。他们继承了儒家的&1dquo;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

  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1dquo;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6

  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1dquo;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

  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1dquo;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1dquo;家天下”的

  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1dquo;道”，对专制制度

  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6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

  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he11ip;&he11ip;今政弛民团，

  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6淳记赵匡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

  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1dquo;民本主义”思想的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