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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1dquo;望”，6淳记

  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1dquo;分野

  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1dquo;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

  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

  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

  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1dquo;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1dquo;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

  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

  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

  &1dquo;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

  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1dquo;王道”作

  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1dquo;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

  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1dquo;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1dquo;传已互失

  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1dquo;圣人”作经的宗

  旨，而注疏又没有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

  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

  样&1dquo;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

  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

  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1dquo;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

  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1dquo;疏不破注”，

  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

  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