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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素很快就想好了措辞的节奏：“谈不上捏造，只是有些修饰，加上我们自己的判断——但这些判断，绝对是为国为民，为了让朝廷尽快警觉、认真应对。”

  沮授脸色一沉：“且细言之，若是不能让我信服，我立刻便去使君那儿揭你们冒功！”

  李素：“我们在追剿张纯时，确实遇到了张纯麾下有少量鲜卑骑兵。但并没有见到鲜卑与乌桓的重要领、亲自领兵接应张纯。

  但我们根据前线的情报揣摩，这种情况是必然存在的，只是当时还没出现罢了。如若我们不报，因此导致朝廷不重视，那才是害了幽州百姓，甚至幽州糜烂之后，还会反噬冀州、青州。孰轻孰重，别驾应当想得明白。”

  李素的话，关键就一个：我实话告诉你，我稍微夸大了一点敌情，但我的夸大，是为了百姓和天下，是在帮助朝廷。

  沮授是个以天下和百姓为重的人，分得清轻重缓急，不可能为了拘泥小节而导致大事糜烂。

  于是他按捺住情绪，继续耐心问道：“你为何觉得乌桓人必然会跟随张纯而反？乌桓人连年为朝廷尽忠，从中平二年起，朝廷就屡屡征调乌桓突骑去凉州协助平定羌乱。

  虽然近年乌桓突骑战力下降、士气低落，远途征者多有逃亡，但也不至于背叛朝廷吧？如若你所言是污蔑，岂非反而逼反了忠良！”

  李素智珠在握地摇摇头：“只凭笼统经验是没用的，凡事都要仔细算计——敢问别驾，你可知往年朝廷为了养乌桓突骑，每年要从冀州调拨多少钱粮给幽州？”

  沮授一愣，居然被问住了，不过他觉得这事儿不重要：“我只是别驾，又不是簿曹，如何记得住钱粮！”

  李素却是自从汇报张纯贼情时，就开始了解周边情况了、也尽量用一切渠道搜集，看朝廷的相关公文、历史文档，所以他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李素信口拈来地叙述：“熹平年间，朝廷每年划拨给幽州的佣兵军饷，平均为两亿钱，冀州出一亿两千万钱，青州出八千万钱。

  光和年间，进一步上涨到每年两亿七千万钱。多出来的七千万钱，由徐州摊派……”

  李素大致把数据报了一遍。

  原来，汉末也是存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就跟后世让沿海经济达省份多收税、然后去养老少边穷省份扶贫，一个道理。

  只不过汉末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为了国防需要，让内地的、富庶的农业州，出钱给对口的边州养兵。

  他刚才提到的那每年两亿多钱的支出，还是专款专用的，用于雇佣幽州的内附乌桓骑兵服役，作为他们的军需开支和军饷。

  并州也有同样的专项经费，只不过是给并州的南匈奴雇佣兵的。汉末对内附的汉化游牧雇佣兵，需求其实一直很旺盛。

  乌桓和南匈奴两族，也是真心给大汉拿钱卖命的，这一点跟羌、氐、鲜卑截然不同。只是钱少的年份，雇佣兵士气就会低落，逃亡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去年也就是186年，朝廷其实已经征调过一批乌桓突骑去凉州，但就因为才了两三成的军饷，所以骑兵都不肯卖命死战，稍微打一打装装样子，就都当逃兵了。

  而且，也别看每年两亿多钱，似乎挺多，但凭良心说，这点钱其实不算贵，因为大规模讨伐羌乱的花费更大——熹平初年，当时的太尉段颎攻打羌人，前后延续一年多，一共花了44亿钱的军费，朝廷国库几乎为之一空。（东汉末年，全国一年的正常赋税，大约也就3o几亿钱，卖官收入不算。）

  后来汉灵帝不得不几千万一个职位地卖官，也跟段颎花光了国库有关。

  沮授平时对此没什么概念，听李素说得这么细，他也有些沉默。

  李素察言观色，看对方神态谦虚，就继续说道：“可是，从前年开始，据我所查的朝廷文告，冀州给幽州的那一亿两千万钱，就断了。去年，连青州的钱，也因为黄巾余孽的蔓延而断了，如今只剩徐州还在给这钱。

  那些乌桓突骑，常年给朝廷打仗吃粮，不会耕作经商，没有别的谋生技能。第一年拿一半钱，勉强还能求存，大不了吃往年的积蓄。可是第二年再如此，而且只有三成的军饷，能不反么？

  我做督邮书掾时，曾看过张纯的某些文书，只恨没有拿到书证，都被烧了，上面就有张纯问计于幕僚，要如何笼络乌桓突骑为他所用，而对策也很明白：只要允许乌桓突骑掠夺便是。别驾，换做你是乌桓难峭王或者丘力居，你会响应张纯么？”

  现代人跟古代人思维模式上最大的差别，就是现代人会加入科学思维和数学的定量分析。

  水门事件中的“深喉”，给追查者们爆料的那句最关键的话，不也是“跟着钱查”。

  这世上，很多表面上看不透的东西，只要跟着钱的脉络走，都容易真相大白。

  沮授虽然也是文人，但他不管钱粮，只管大局，让他算账他还真没这个敏感性。

  李素这番头头是道的分析，就正好击中了沮授的短处。

  “你出身书掾，竟也有如此算才？只论算学，恐怕簿曹从事都不如你。而且能如此触类旁通，见微知著，着实难得。”沮授叹息几声，已然信了七八分。

  他已然承认，李素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他还强，算是一个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