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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2页）

周涛是典型的电脑狂人形象，头发凌乱，双眼血丝密布，汇报前用双手往上按压太阳穴，道：“那天和组长交流后，我很受启发，犯罪嫌疑人能够准确堵住最关键的监控镜头，说明他以前曾经查看过地形，而且还不止一次。作案当天，犯罪嫌疑人注意隐蔽，但是在犯罪预备其间，心理压力轻，保密意识没有这样强，往往会暴露行踪。我选择了学院街、学院小巷以及向阳小区的十二个控制范围大的监控镜头来往前推，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反复出现在镜头里。”

周涛握着投影仪遥控器，调出地图，地图上标示着十二个监控镜头的位置，又特意在学院小巷的一个监控镜头上画了一个大圈，道：“学院小巷里面没有监控，在小巷和学院街道交叉口有一个特殊的监控镜头，凡是进入小巷，必然要从这个小巷经过。这个小巷在3月28日前一直使用正常，直到被面筋堵住镜头。我们从28日往前推，不管是哪个方向来到学院小巷这处监控镜头，肯定会被十二个监控镜头中的某个镜头捕捉。我和易思华一直在统计进入十二个监控镜头中的四家受害者，已经要看疯了，不管睁眼还是闭眼，满脑子都是不会说话的傻瓜似的人脸。”

侯大利道：“统计结果怎么样？”

周涛道：“我们是以3月15日为起点对四位受害者的家人经过十二个监控镜头的次数做了统计，具体来说就是卓越夫妻、杨智夫妻、汪建国夫妻和陈义明夫妻的人脸，统计数据是汪建国出现在监控镜头次数最多，共有47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17次，张勤出现了27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2次；其次是陈义明，共有18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4次，朱燕出现了23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7次；卓越共有7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2次，王芳出现了8次，没有经过特殊镜头；杨智共有29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6次，杜耀有8次，其中经过特殊镜头2次。从统计数据来看，女的少，男的多，汪建国出现得最多，而且经过特殊镜头的次数远远多于其他人。”

侯大利拿出一幅学院街地形图，挂在白板上，在上面标出四家受害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地点，再标出个监控点的画面，随后又加上菜市场和大型超市。他大脑中存在一幅栩栩如生的三维地图，整个学院街的街区和楼房都存在脑海中，他几乎是从脑海中提取图像，下笔如飞，几乎没有停顿，转眼间就在地图上把所有重要地点标注了出来。

江克扬等侦查员都知道侯大利记忆力出众，可是看到他随手就标出十几个地址，还是被其记忆力震住。

侯大利道：“我们工作再细致一些，杜耀经过监控镜头8次，结合其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看一看有几次是必须经过的？”

周涛道：“这个没有统计，但是要统计出来也不麻烦，晚上加班，能够做出来。”

“不管是否区分出来，统计数据还是很有意义，杨智在阳州工作，仍然多次出现在监控镜头中，所以，杨智多半侦查过地形。他的目的是打人还是杀人，则是另一回事。”侯大利目光转移到汪建国的家，道，“汪建国在女儿出事前，一直在南方做生意。汪欣桐受到侵害后，他回到阳州，这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他和张勤数十次出现在十二个监控镜头前，次数太多，不正常，汪建国或许是条大鱼，以前被我们忽视了。现在杨智、卓越身上的嫌疑明显减弱，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汪建国身上。”

杜峰探组用了很大精力排查许崇德麻将馆中打麻将的街坊邻居。

杜峰道：“从三月开始，到许海家打麻将的人共有五十八人，其中，男性二十二人，女性三十六人，六十岁以上的四十一人，六十岁以下的十七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向阳小区的人，还有一些是老街坊邻居。许崇德和段家秀认识每一个来打麻将的人，很肯定地说四家受害人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没有来过他们家。我们调取了五十八人这一个月的电话记录，没有人与四家受害人有电话联系。”

三个探组和105专案组汇报结束，案件仍然陷在重重迷雾中。

侯大利双眉紧锁，道：“我仍然坚持进入许崇德麻将馆的方式和下毒的方式才是本案的关键点，视频、通信以及排查都是为此服务。杜峰探组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下一步要继续深挖这五十八人，排查他们的社会关系，寻找他们与四位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从现场来看，犯罪嫌疑人应该非常熟悉许崇德麻将馆的情况，必然有内应，否则办不到。打麻将的人数多，不太好弄，我们就从四位受害者家人入手，为受害者家庭建立档案，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至工作的基本情况、家庭住址等，都要包括。有了这个档案，就容易找出来与打麻将者有关系的人。”

这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杜峰探组只有四人，尽管有派出所和社会协助，完成这项工作也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杜峰深知全组人手不足，却没有在领导面前叫苦，准备晚上约全组吃一顿火锅，鼓足士气。对于江州侦查员来说，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一顿解决不了，再来一顿，必然能够解决。

侯大利声音继续在会议室响起。

“许海被杨智和杜耀追赶逃回家时，从时间上来看，许崇德麻将馆应该刚散场不久，出来打麻将的人是否有人无意中见到过杨智和杜耀，要加大力度调查。

“四位受害者的家人到目前为止仍然都有嫌疑，对他们的调查不能放松，还是由江克扬探组负责。

“我有一个疑惑，深夜时分，一辆推车或者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出现在街道，从向阳小区到大象坡，应该会留下踪迹，杨智和杜耀夫妻从向阳小区回到实验小学，选择了一条没有监控器的捷径，凶手是不是也找到了一条类似的捷径。周涛和易思华要着重查找这条线，先研究学院片区的所有道路，找出类似捷径，再有针对性地开展视频侦查。”

周涛和易思华对视一眼，面露苦笑。如今他们拷贝了海量信息，要从海量信息中捞出有用的信息太难，这次寻找深夜中的三轮车、手推车和自行车又是一项艰巨任务。

会议最后，由副局长宫建民讲话。

宫建民不仅是副局长，还是刑警支队长。经过与关鹏局长沟通，他即将卸任支队长职务，把刑警支队这副重担交给陈阳。在案侦工作上，陈阳在支队不算最出色的，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其优点在于大局观强、资历老，与各组组长和探长们关系都不错，由他与政委洪金明搭档，有利于支队团结。

宫建民打开话筒后，没有马上发言，而是依次看过诸位侦查员，才道：“省厅工作组到江州来了一趟，一方面是指导我们工作，另一方面是督战。我不希望省厅工作组因为这三起案件再来一次。纵火案、报复杀人案和碎尸案中，纵火案的线索最少，难度最大，报复杀人案难在抓捕，碎尸案线索多，相对容易一些，如今已经过了黄金七十二小时，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的线索会慢慢消失，大家抓紧，争取尽快取得关键性突破。”

分管副局长讲得甚是平和，侯大利听到“线索多”，感受到了压力，浓密的眉毛再次皱了皱。

4月3日，碎尸案案发后第六天，上午十一点，杜峰来到侯大利办公室。

侯大利道：“你昨晚熬夜了？一对熊猫眼。”

杜峰打了个哈欠，道：“大哥莫说二哥，我们两个都差不多。我们探组分了工，每人负责十来个麻友，能在系统里查到的信息就在系统里查，不能查的，今天早上就跑居委会、派出所、学校和档案馆。”

侯大利由衷地道：“这个工作量可不是一般大，大家辛苦了。”

杜峰递了一份表格给侯大利，道：“工作量再大，也得硬着头皮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有了初步成果，据我们调查，与汪建国有关系有的共有四人，两男两女。其中，三人曾是街坊邻居关系，一男，二女，两个女的都是六十来岁，一个男的七十三岁；还有一个叫蒋帆的男子与汪建国是同学关系，蒋帆是汪建国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蒋帆做小生意，偶尔跑过来打小麻将，最近来得比较多。”

表格上，蒋帆的名字上有一个着重号。侯大利目光在着重号停留几秒后，问道：“你在怀疑汪建国？”

杜峰道：“从动机上来说，汪欣桐和陈菲菲是真被强奸，其他的是猥亵或者强奸未遂。陈菲菲辍学后混社会，被强奸的后果比起汪欣桐被强奸的后果要弱一些。汪欣桐奶奶也因此事心肌梗塞去世，汪建国有很强的杀人动机。在视频中，汪建国出现在视频中的次数最多，也多次出现在特殊监控点，符合犯罪侦察的特点。汪建国学历高，又在广州当老板，按理说能力最强，不应该坐视女儿被强奸而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我们要深挖汪建国，尽管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侯大利放下图表后，道：“英雄所见略同。立刻调取蒋帆的通信记录，再摸一摸此人的底细，查看他是否在近期与汪建国有交集。”

杜峰看了看表，道：“已经派人去调取蒋帆的通信记录，十二点前能回来。”

重案一组是市公安局尖刀，这是通常的说法。侯大利在105专案组时多次硬?支队，对这把尖刀不免有几分轻视。到重案一组担任组长后，他在实际工作中深刻地领悟到重案一组确实是由精英组成，从探长到侦查员在工作时都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又能够主动出击。这让侯大利对重案一组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杜峰带着通信记录到侯大利办公室，道：“蒋帆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十天时间，蒋帆一共给十四个人打过电话，没有和汪建国通过话。”